我要去西藏（五）：崗托印象

　　【編者按】值此西南軍區十八軍勝利進藏70周年暨西藏昌都解放70周年之際，我與耄耋之年的母親懷著對進藏英雄們無比崇敬的心情撰寫此文，深切緬懷那些為了西藏的解放、建設、守衛而獻出寶貴生命、獻出青春年華、獻出一生、甚至幾代人的寶貴年華的所有雪域兒女。五十年代進藏的那些勇士們，雖然他們已大多與世長辭，有的永遠長眠在了雪域高原，但他們那種大無畏的戰勝一切艱難險阻的豪邁精神、豪情壯志與雪域高原永存。他們的這種精神像雪域高原上的格桑花一樣盛開、怒放，像雪山之巔的雪蓮花一樣潔白，像藏族同胞雙手捧起的哈達一樣聖潔，他們的奉獻情懷永遠為西藏人民銘記。

　　圖為十八軍將士進藏途中向群眾做宣傳工作

　　甘孜至昌都段險情終於排除了，母親隨昌都分工委機要交通站押運組長韓進選、押運員鄭海超乘坐兵站的順路車又出發了。母親每天盼星星、盼月亮早日開拔，去昌都與父親團聚。屈指算來，母親在甘孜兵站整整待了兩星期有余，由於當地形勢復雜，她自己孤身一人不敢擅自上街，父親的那兩位同事又忙於處理公務。母親唯一的遺憾是在甘孜待了這麼長時間，卻沒有去盡情領略這個古老、純朴、神奇的西南重鎮的風情。同時母親心裡愉悅地想著：“盡管路途艱險、遙遠，時常受到‘有叛匪出沒’的傳聞的困擾，但昌都總算指日可待了。”

　　汽車出了甘孜，翻過了主峰6168米的素有“爬上雀兒山，鞭子打著天”之說的險要萬分的雀兒山。在德格兵站打尖一晚上，第二天到了金沙江崗托渡口。當時那裡正在施工，建造由前蘇聯道橋專家援建的崗托大橋。它是中國第一座斜纜式吊橋，全長137.87米，橋寬4.8米，高28米，兩旁設人行道，於當年12月建成通車。這座大橋的建成，使之成為當時川藏咽喉要道，可謂“一夫當關，萬夫莫開”。大橋的建成，使天塹變通途，不但結束了千百年來“牛皮船傍水回環，欲渡時望江興嘆”的歷史，而且為鞏固西南邊防，促進邊陲地區社會經濟發展發揮出了巨大作用。金沙江崗托大橋已不僅僅是一座橋梁，她已經成為民族團結，祖國繁榮的一座裡程碑。大橋橫跨金沙江，俯臥於峻嶺蒼塬之間，是何等豪邁壯偉。半個多世紀滄桑巨變，大橋巋然屹立於此，她庄重的身軀既是歷史的見証，也同時感召著中華民族興旺的美好未來。第二年返回時，母親再也不用乘坐牛皮筏驚心動魄地渡江了，乘汽車幾分鐘就駛過去了。

　　母親站在渡口，瞭望江對岸，可見岸邊山壁上面鐫刻“西藏”兩個紅色大字，分外醒目，遒勁有力。睹物思情，韓組長動情地講起了解放昌都的第一仗——崗托之戰，“1950年10月，十八軍解放昌都過江后，為了紀念勝利，戰士們用刀刻上的。”韓組長指著對岸又接著說：“江對岸不遠處還有當時舊西藏噶廈政府負隅頑抗、在渡口邊上修筑的三個軍事碉堡，他們妄想阻止解放軍過江。10月7日佛曉，英勇善戰的十八軍將士向敵人打響了第一槍，在炮火的掩護下開始渡江，向對岸藏軍第十團一部發起攻擊。藏軍居高臨下，頑強堅守。戰士們臨危不懼、齊心協力把船劃到對岸邊，迅速佔領灘頭陣地。后續部隊強渡時，遭到藏軍密集火力封鎖，強渡受阻。8日凌晨，我軍經嚴密組織，強渡成功，碉堡裡的敵人徹底投降，舉起了白旗，解放軍完全佔領了崗托，將鮮艷的五星紅旗插在了碉堡上。”此次渡江作戰，參戰部隊犧牲26人（其中淹亡15人），這些英烈們永遠留在了金沙江畔，崗托成了他們永久的家園。崗托村由此成為聞名天下的“西藏第一村，紅旗最早升起的地方”。戰斗的硝煙已經散去，金沙江的江水奔騰不息，好像在述說著當年那段硝煙彌漫的戰爭歲月，讓駐足懷念的人們流連忘返。

　　圖為1950年十八軍解放昌都時，解放軍戰士用刀在崗托渡口岩壁上刻下的“西藏”二字

　　韓組長與母親他們乘當地藏族老百姓的牛皮筏渡過了金沙江。母親回想起當時過江的情景還心有余悸。過江時正值艷陽高照，江水咆哮，水流湍急，等到牛皮筏行到江心的時候，倏然間江中涌起了浪頭，一浪高過一浪，簡直就是江水滔天，牛皮筏隨著急流劇烈顛簸起來。船工叮囑道：“不要怕，這是常有的事，抓緊繩子。”母親的臉一下子變得慘白，閉著雙眼，兩手緊緊抓著牛皮筏上系的牛皮繩，一動不敢動。那位藏族船工鎮定自若，面不改色，使勁劃著槳。牛皮筏打了數個旋渦，隨著波浪起伏、前行，突然像離弦之箭，急速沖向對岸。好在有驚無險，在江心與大風大浪搏斗了不到半個鐘頭到了對岸。

　　圖為崗托村藏式民居

　　母親他們一行懷著對英烈們無比崇敬的心情離開渡口，走了小一段路，就到了昌都地區江達縣崗托村，第九兵站、軍郵站就駐扎在此。母親在九兵站等待出發的兩天中，情不自禁想起了父親常向她講起在崗托的“信使”經歷。1950年10月底，父親隨十八軍解放了西藏門戶、藏東重鎮昌都后，父親又被調回到了西南軍區支援司令部（后改為十八軍后方司令部）第一辦事處地九兵站崗托軍郵站，任站長。崗托軍郵站極其重要，它是所有軍郵站中的樞紐，這是由於崗托處於銜接藏東與川西的要沖所致。黨中央、西南軍區、西藏工委、西藏軍區、昌都分工委往來的要件都要經父親以及他的戰友們冒著高原缺氧、長途奔波甚至生命危險送到下一站。父親他們這些軍郵人員常被稱為“馬背上的信使或牦牛背上的信使”。想到此，母親感到無比自豪，她為有這樣的丈夫而感到無尚光榮。她心裡默默下決心：“我到了昌都，決不拖他的后腿，好好支持他搞好機要工作。”（中國西藏網 文/於雁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