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進位於西藏波密縣委大院內的紅樓，最先映入眼帘的是一面照片牆，牆上有200多位老人的照片，照片上方有一行字：致敬“十八軍”·感恩“老西藏”。

　　1950年年初，中央決定解放西藏，當時原定駐扎富庶川南的十八軍緊急受命，成為執行這一艱巨任務的主力。修路、搭橋、平叛、建設，十八軍官兵將青春奉獻給藏地高原，為西藏的解放和建設作出了巨大貢獻。

　　2018年，波密縣決定將紅樓改造為紅色歷史紀念館，一場尋找十八軍老戰士、挽救歷史記憶的行動也由此開始。

　　（波密紅樓內的照片牆 央視網記者 王靜遠 攝）

　　一場挽救歷史記憶的行動

　　張慶沖第七次被擋在門外。這次來成都出差已經三個多月了，時間有限，他不能再這麼等下去。

　　到了第二天，原本打算回林芝的他又一次站到了一位十八軍老戰士家的門外，他不甘心，想最后碰一次運氣。張慶沖住在老人家對面的招待所，每天早上出門前他都會去敲一次門，“如果這次還是不開門，我不會再去敲第九次，隻能說我們沒有這個緣分”。

　　第八次，門終於開了個縫。和前幾次一樣，最先傳來的是保姆的罵聲，“你煩不煩？早上我一做飯你就來敲門，我說過多少次了，老爺子不會見你的”。

　　張慶沖和保姆隔著一扇門吵了起來，這時候老人走過來說：“把門給他打開。”張慶沖能聽出來老人的語氣並不友好，但他可顧不上那麼多，激動地像是中了彩票一樣，還沒等保姆開門，就一把把門推開進去了。

　　這位十八軍老戰士是進藏部隊十八軍五十二師一五五團的宣傳干事和戰地記者，生於1928年，1945年參軍，親歷過湘南、昌都、拉薩和山南等諸多戰役。張慶沖此行的目的是收集老人當年隨軍進藏后的老照片和老物件，並把它們帶回位於西藏林芝波密縣的紅樓紀念館，如果一切順利的話，未來它們將作為展品展出。

　　（紅樓中的展廳一角 央視網記者 王靜遠 攝）

　　老人對張慶沖的抵觸是有原因的。2008年，曾有人以記者的名義拿走了他珍藏的老照片，當時對方說把照片影印一份后就將原件送回來，但之后再也沒出現過。“從08年被騙之后，我突然意識到自己真的老了，我年輕的時候還做過地下黨，要知道沒有一個人能騙得過我。”自那時起，凡是奔著照片來的人都被他拒之門外。

　　起初，老人對張慶沖仍有防備，不過聊著聊著他突然起身走進臥室，再回到客廳時老人的手上多了一堆黑白老照片，“那一瞬間你都不知道我有多開心”。

　　張慶沖把身份証和攝像機交給老人，承諾到樓下打印完電子版后立刻就把照片送回來。結果他剛一下樓就被保安攔住了，幾分鐘后老人的兒子也從單位趕了回來，二話不說就要去搶張慶沖手中的照片。一陣推搡中，保姆也從樓上跑了下來，指著張慶沖罵他是騙子。

　　好在最后誤會終於解除了，回到招待所后，張慶沖望著馬路上的車來車往，回想起幾個小時前那些異樣的眼光，忍不住大哭了一場。他把頭埋進枕頭，眼淚浸濕了床單，“明明我做的是好事，為什麼這麼多人都不理解？”

　　想要取得老兵及其家屬們的信任並不容易，而這正是張慶沖過去三年裡最重要的工作。

　　波密紅樓指的是扎木中心縣委紅樓，建於1953年，位於波密縣機關大院內。這幢紅色木樓見証了西藏革命歷史的發展，先后承擔過政府辦公室、員工宿舍、戰爭指揮中樞等職能。2018年，波密縣決定將紅樓改造為紅色歷史紀念館，布展的工作交給了新聞專業出身的張慶沖。

　　（被高山環繞的波密紅樓 央視網記者 王靜遠 攝）

　　張慶沖從小就對歷史很感興趣，聽到紅樓要布展的消息后，他主動跟縣裡領導申請參與其中。原本他以為這項工作很簡單，直到著手准備，張慶沖卻發現由於波密從2007年開始修地方志，革命時期的歷史資料極度缺乏，最近的一張紅樓的照片拍攝於2004年。

　　“我們跑遍了林芝、昌都甚至整個自治區的檔案館、圖書館，結果整理出來跟波密有關的資料隻有一頁半A4紙。”尋找紅色遺跡並不容易，要麼沒有資料，要麼說法不一，僅僅是一場扎木保衛戰，最初就足足整理出了28個版本，彼此之間很難形成印証。

　　張慶沖擔心完成不了領導布置的任務，心裡總是裝著紅樓布展的事，“發愁，焦慮，不知道怎麼辦”。那段時間無論每天下班有多晚，他總要繞到縣委大院去看一眼紅樓，有一次加班到凌晨4點，回家路上他又不自覺地走到了紅樓，他望著紅樓發呆，思考著到底要如何下手。

　　直到后來，有一次張慶沖無意中看到一條關於十八軍后代赴河南尋根的消息，這啟發了他。那天晚上在從紅樓回家的路上，他突然想到：為什麼不去找還健在的老戰士們做口述史？

　　就這樣，一場挽救歷史記憶的行動開始了。

　　忘年交

　　1992年出生的張慶沖是河南浚縣人，2016年大學畢業后進藏工作，同年11月成為西藏林芝市波密縣古鄉的一名基層公務員。

　　之所以會選擇到西藏工作，除了想逃避大城市繁重的工作壓力之外，更多是因為當地瑰麗雄壯的自然風光，張慶沖曾計劃在西藏工作的這五年，除了完成組織交給的工作外，還要游山玩水，把西藏走一個遍。彼時，西藏於他而言只是步入社會后第一份工作的暫居地，父母和女友都在老家，西藏並不在他關於未來人生的設想中。

　　“這張圖裡解放軍過冰河時把棉褲脫了，大家知道為什麼嗎？”張慶沖指著展廳中的一張黑白照片，饒有興趣地望向對面的聽眾，“其實第一次過河時解放軍穿了棉褲，他們看到河面水流嘩啦啦的，心想水溫肯定在零度以上，誰知道上了岸褲子就變成冰褲子，邁不開步。所以后來再遇到冰河，男同志就會脫下棉褲頂在頭上，女同志把棉衣褲換單衣，要麼蹚水過河，要麼抱著木頭游過去。冰寒刺骨的河水，給不少戰士留下了終身的病痛，很多女戰士從此失去了做母親的機會。”

　　（張慶沖正在講解十八軍進藏歷史 央視網記者 王靜遠 攝）

　　29歲的張慶沖如今對波密的歷史、地理如數家珍，不止一次有人在聽完他的講解后，專門跑去問他是不是波密本地人。每當有人夸他講得好時，他總會回復對方，“老同志是故事的創造者，我只是一個搬運工，不是我講得多好，而是老同志的故事本身足夠打動人”。

　　但起初張慶沖並不是奔著這些故事去的。

　　對張慶沖而言，最開始尋訪十八軍老兵只是一項工作任務。每次到了老人家裡，他們總要拉著張慶沖跟他講每張照片背后的故事，但張慶沖並沒有心思聽，他表面上應付著，心裡隻想趕快把照片拿到早早完成布展。甚至后來他一聽到對方沒有在波密工作過，就直接放棄了聯系採訪，“他是十八軍老戰士跟我有什麼關系？他又沒在波密，對我們布展能有什麼幫助？”

　　直到一位十八軍老戰士的突然離世，如同一塊石子被丟進平靜的湖面，此前一些被刻意忽視的、沉重的事實浮出水面，張慶沖不得不重新思考這份工作的意義。

　　“前一天中午我還在聽他講故事，第二天就接到了他女兒電話說老爺子去世了。”張慶沖開始意識到尋訪老兵這件事急不得。這些曾經爬雪山、過冰河、修公路的功勛老人被遺落在新時代的末梢，他們渴望傾訴，在生命的最后時刻他們最割舍不下的還是那些奉獻給雪域高原的青春，“我覺得之前的自己好俗，功利性太強了”。

　　改變從這裡發生。再次來到成都干休所，凡是十八軍老兵，不管之前有沒有在波密工作過，張慶沖都要和對方聊一聊。哪怕有的革命老人從來沒進過西藏，張慶沖也要買點水果去看看他們。有些老人一張老照片都沒有，但張慶沖還是會扛著攝像機過去，“我沒有採訪提綱，我就聽他講故事，陪他聊天”。后來，張慶沖又專門抽出兩個月的時間，重新拜訪了之前隻跟對方要了照片的老人。

　　（張慶沖與老戰士閆家琪 受訪者供圖）

　　面對這些老兵的故事，張慶沖從最初的不想聽到后來應付著聽，再到最后豎著耳朵聽。“這些老人像是一條河流，一開始你或許很難走近他們，但當你一旦觸摸到那個點位，這條河就會“決堤”，這時候他們就會瘋狂地跟你講，你不想讓他講都難。”每次老人們向張慶沖打開心扉時，他都會發自內心地感到幸福。

　　每次出差尋訪老兵，張慶沖都會被一些細節所刺激，他感動於老一輩純粹的西藏情結和厚重的革命情懷。他發現很多已經離開西藏幾十年的老同志，依然喜歡吃糌粑、喝酥油茶，可以講流利的藏語、寫規范的藏文，家裡的牆上挂著布達拉宮的畫像，桌上有西藏日報，電視機裡的第一個頻道是西藏衛視。

　　十八軍老戰士孟憲民后代孟桂琳曾告訴張慶沖，每次新聞聯播裡出現和波密有關的新聞，父親總會讓她用手機錄下來，然后戴著老花鏡、拿著放大鏡一遍又一遍地看，看一秒就暫停一下，不願意錯過任何一幀畫面。

　　張慶沖覺得自己是在替千裡之外的老朋友們守著西藏、守著波密。“在大山深處工作生活，我之所以不會感到孤獨，就是因為我有這麼多忘年交”，在這場搶救歷史記憶的行動中，張慶沖總共尋訪了212位十八軍老戰士及其后代。他把這些老人視為知音和知己，“知音是貼切的默契，知己是完美的深交”。

　　從“老西藏”到“小西藏”

　　在眾多忘年交中，連有祥對張慶沖而言是最特別的那一個。

　　珞渝地區位於西藏東南部，東起察隅，西至門隅，南達中印邊界傳統習慣線，北至雅魯藏布江大拐彎以南的廣大地區，涉及西藏墨脫縣全境，地理位置極其重要。1952年夏天，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一次進駐珞渝地區，連有祥就是當時解放軍進駐珞渝工作組的組長。

　　那時候解放軍並不了解珞渝的情況，連一張行政區劃圖都沒有。連有祥帶領戰士們翻越隨拉山，在刀背一般的冰坡上行走，經過有的地段時，后面人的腦袋幾乎得頂著前面人的腳后跟。越往上爬，山越陡，很難站住腳，爬上去滑下來，再爬上去又滑下來。他們將身體貼在懸崖峭壁上，雙手摳著岩縫，腳尖試探著踩穩石窩，緊張得連話也不敢說，更不敢往下看，像壁虎一樣慢慢地移動著。多年后，當連有祥再次和張慶沖回憶起這一幕，仍然心有余悸。

　　由於種種歷史原因，在西藏的歲月，連有祥的境遇並不順坦，但這位老人始終都樂觀處世。“我人生中最有意義的兩件事，一是遇到了我愛人，二就是遇到了這個老爺子，每次我工作壓力大想不開的時候，隻要給他打個電話，我就會立馬唱著歌哼著曲開心地走回家，跟連老這曲折的一生比起來，我經歷的那點委屈根本不算什麼”。

　　（十八軍后代回到波密紅樓 受訪者供圖）

　　當獲取照片不再是唯一目的，張慶沖收獲到更多採訪之外的東西。有一次張慶沖去成都採訪一位老戰士，對方的女兒提出要根據照片的拍攝年份有償收取費用，“這個老爺子就坐在客廳的藤椅上，優哉游哉地扇著扇子，當時我還想他怎麼這麼不夠意思，也不幫我說兩句話。”准備離開時，老爺子叫住了張慶沖讓他留下聯系方式，“我是“老西藏”，你是“小西藏”，我想波密的時候，就找你給我拍點照片和視頻”。

　　半個月后，張慶沖收到一條老爺子發來的微信，“小張，我女兒今天不在家”。張慶沖連忙把電話撥過去，老人表示要把照片捐給波密，兩人迅速達成共識，他遠程指導老爺子開電腦、打包照片、登錄郵箱。照片發送成功后，老爺子特意囑咐他：“我們這是地下工作，不要讓我女兒知道這件事。”每次講起這個故事，張慶沖都忍不住感慨兩代人面對金錢截然不同的態度。

　　每次採訪完回到波密，他總要花大量的時間整理錄音和視頻，這份工作需要人靜下心來做，為此他幾乎推掉了所有的聚會，全身心地扑在這些老兵身上，“上大學時我是學生會干部，最熱衷的就是社交應酬”。

　　張慶沖能夠明顯感知到自己的生活正在發生變化，他發現與身邊人的共同語言越來越少，反倒是遠方的老朋友們總令他牽腸挂肚。在張慶沖的微信搜索欄裡輸入“十八軍”，光是群聊就有二十多個，休假時，他總會特意在成都停留幾天，和老人們一起喝喝茶、聊聊天。

　　（張慶沖和老戰士代毅新及其后代 受訪者供圖）

　　兩年半的時間，張慶沖累計出差多達400多天，搜集資料2400萬字、實物資料140余件、老同志手稿40余份、老照片1800余張，基本梳理出了波密縣乃至林芝市的紅色歷史脈絡。

　　盡管他為此付出了全部的心思，但時間依然不夠用，很多時候張慶沖都感覺自己正在和時間賽跑，“我們尋訪的212個老人，18年走了12個，19年增加到30多個，20年年底我們統計是71個，你有沒有發現如果把這些數字連成折線圖的話，這條線越來越陡”。

　　在紅樓中陳列著一摞已泛黃的日記本，整整17本，時間跨度從1949年至1966年。波密地區原本不夠清晰的歷史脈絡，日記中卻記載得清清楚楚，人物、時間、事件，宛如一本地方史志。

　　日記的擁有者是一位名叫王笑雨的老戰士，曾經擔任波密分工委的秘書長。張慶沖找到王笑雨時，這位99歲的老人已經是一位癌症晚期患者，在他桌上，是剛剛開始寫卻來不及完成的回憶錄手稿。

　　（王笑雨老人的17本日記 受訪者供圖）

　　接觸過這些老人后，張慶沖發現人生其實不止一種活法。有時候下班一個人回到住處，他會翻出老人的採訪視頻，有一次他看閆家琪的視頻看到凌晨4點，“其實這些視頻我都會背了，他們說完上一句我就知道下一句，但不知道為什麼我就是喜歡聽他們說話，仿佛生活重新回歸到一種很安靜的狀態”。

　　13萬公裡的行程，三年時間裡，張慶沖多次赴拉薩、昌都、林芝、成都、鄭州、北京、咸陽等地。在尋訪了212位老戰士之后，他發現自己不想離開西藏了。

　　今年7月，原定的五年進藏工作期滿，但張慶沖選擇留在波密，繼續把尋訪老兵的工作進行下去，“我跟西藏原本隻有5年的緣分，現在可能變成了一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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