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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立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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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立千自述

  我的老家是四川省德阳市孝泉镇,父亲是镇上开小店铺的商人,我出生于1910年,学名刘述壁,十一岁小学毕业,父已早逝,没有留下多少遗产,无力升学,又做不了工,母亲送我在堂叔刘功甫的私塾内读四书五经。读了三四年古书,因羡慕新学,遂上成都,求堂兄刘宝臣助我升学。刘劝说新学旧学都一样,出来都有用,遂送我在堂叔刘雨田所设私馆内继续攻读史记、文选等古典文学三年多。后来终于得到了家中的资助我才进入了成都瀛寰中学(后改名为荫唐中学),中学毕业后再无钱继续升学了,只好去找工作。1930年到达重庆,不久后便考入川康平民银行。在重庆时我在偶然的一个机会里认识了潘镜心和黄钦哉两位佛教居士,他们经常向我谈佛学。我在成都读书时就曾研究过程、朱、陆、王等的儒家理学。佛学比理学的道理高深,我很快接受了佛教的思想。经常到长安寺去听能海等法师讲经,在重庆佛学社内又认识了许多佛教界人士。也经常交谈佛学,于是我对佛教产生了很大的兴趣。听能海法师说西藏佛学还比较完整,尤以密宗颇具特色。当时就有许多有名的喇嘛如诺拉活佛、多吉格西来内地宏传藏密。因翻译人少、语言隔阂、学法听法者都感到困难,加上藏密的神秘吸引着我,此时我便想入藏去学藏语文,“东方不亮走西方”。潘、黄二人一听便大加赞扬,他们愿意为我募化筹措入藏学习的一切费用。

  1934年我便辞去银行工作到了康定,在曹良壁的帮助下,找到了住处,又由陈东府介绍我认识了谢国安老师。从此便跟他学习藏语文。等稍微掌握了一点藏语时,我便拜康定玉龚寺桑登堪布为师学宁玛派法,拜萨迦寺扎巴堪布为师学萨迦派法,此外也到跑马山拜观空和尚等为师学格鲁派法。尤其是我在康定前后八九年依止格鲁派的色拉寺阿旺堪布,系统地学习了格鲁派的显密法门。此外不管什么教派,凡是有喇嘛来康传法的,我都要拜门求经。

  如噶举派的白日钦则和贡噶活佛,宁玛派的色喀却扎大师,萨迦派的仲萨活佛,格鲁派的东木格西等有名大德。所以我学的很杂,但对提高藏语文水平颇有助益。

  1936年根桑活佛在成都传授宁玛派大法《大圆胜慧》。根桑能汉语,但经义深处亦难表达,潘、黄二人写信要我来成都帮助翻译。i于是便离开康定到成都。最初完成一个口译本,定名《大圆胜慧》,我又按藏文作了修改补充,由成都觉文社出版。后来我随根桑到湖南长沙传法,根据长沙居士们的要求,又将该法本按藏文直译了一遍,改名《大圆满无上智》,由长沙佛学社出版,此二书连同我在长沙所译之《禅定休息法》、《虚幻休息法》等,现已在台湾均有翻印本。

  1938年我又回康定,与谢国安老师之女谢建君结婚。由谢国安老师介绍我在康师、国师两校当教员。1940年我开始翻译第一部书《西藏政教史鉴》。

  1942年,李安宅来康,邀请谢国安和我参加华西大学边疆研究所工作。因为老师怕不习惯内地生活,不欲来川。经过多次作工作,终于1943年一家才迁回孝泉。

  1944年春,我们正式进入边研所,李提倡多读书,所中收藏的汉藏文资料不少,在研究所的六年,使我得到很好的学习机会,对西藏的历史、宗教、哲学作了进一步的研究,深深认识到学佛必须要有次第,应从显入密。于是开始编写了《印藏佛教史》,以后又编译了《续藏史鉴》,二书均由研究所出版,《印藏佛教史》现,在台湾有翻印本。此后又陆续翻译《土观宗派源流》,重新校译《西藏政教史鉴》(即《吐蕃王朝世系明鉴》),《玛尔巴译师传》(稿遗失),又译有《米拉日巴传》、《格萨王传》等,因李安宅出国,上述译稿无法出书、我于1949年冬参军,译稿留在华大边研所。

  1949年成都解放后,贺龙元帅亲来华西大学,号召我们参军入藏,华大边疆研究所的李安宅夫妇和谢老师我们一家三口都响应号召报名参加先在成都集中学习,成立了西藏工委研究室,后在雅安、甘孜住了一段时间。1960年随十八军张国华部队先头进入拉萨。在进军过程中为研究室写一些资料,翻译一些宣传文件。当时写过介绍西藏的历史、地理、社会、经济、文化以及风土人情等概况的材料,还写过西藏地方政府的组织和寺庙的组织的情况。还让提出关于进入西藏后对西藏上层应如何对待,对寺庙和群众应如何对待等方面的书面意见,并且还进行过讨论。当时工委负责人是王其梅。稿子写时是和谢国安老师合作写的,老师早年走遍西藏各地,情况非常熟悉。有些资料是我在华大研究所时早写有一个初稿。在翻译宣传文件时,因为要创造藏文新名词、新术语,遇到不少困难。在进军过程中为统战部写过寺庙宗教活动情况,部长是徐淡庐。进入拉萨后,由工委统战部调宣传部编审委员会。编审委员会对外的名义是“西藏军区编审委员会”,实际是宣传部领导的,属宣传部的一个部门,部长汤化陶,委员会大多是西藏上层的高级知识分子,主要是做些团结上层的统战工作,编委会办有“拉萨周报”,经常写些群众对周报的反应,尤其是贵族的反应意见,供领导参考。在翻译《拉萨周报》时又创译了不少的新名词、术语。这些新名词后来多为北京民族出版社所采用。

  1953年苏、英、美等十国记者来拉萨访问,为外国记者介绍情况写过汉藏关系史的讲话,主要引证历史,证明从元代的宣政院到清朝的驻藏大臣,藏政一直是纳入中央政府行政管辖之内,是宣传部交代的任务,招待记者是由统战部出面,稿子是经过宣传部和统战部审查过的、统战部部长是陈竞波。由于参加统战工作认识了不少的贵族,在解决由内地来藏的机关住处,西藏贸易公司买贵族公馆十余处,买房洽淡、立契、噶厦备案、交接等事务均是由我经手的。公司经理是罗家镐部长。在编委会时我和个别同志还写过西藏百余家贵族的人名,以及在拉萨的公馆名,所辖庄园和牧场的大体情况,交统战部。

  1955年,调北京翻译局,后转调民族出版社,在社的十多年工作中翻译审定了《毛泽东选集》,审定了大量的《红旗杂志》、《民族画报》,选题读物,以及党的政策文件的译文等等。1959年中印边界问题和尼泊尔划界问题我调外交部半年与傅斯仲合译西藏东西段的地方情况和噶厦的档案材料,供国务院参考。以上稿件均已上交,即使个别留下的也在文化大革命中付之一炬。

  1972年因病退休回成都,自认衰老,不复有用,1979年,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的常凤玄和邓锐龄两同志介绍院方,聘我为特约研究员,又给我为人民贡献力量之时机。1980年,我重鼓干劲,在1980—1990年十年当中将过去旧稿重新进行了审定,并加注释。此后,还新译注有《西藏王臣记》、《卫藏道场胜迹志》,在西藏人民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现在均已出版了。

  1990年因心脏病后,一直不敢执笔。我想若病有转机,只要一息尚存,我定要为藏族人民的文化事业无私奉献到底。

  刘立千译注、校译、著作、注释的部分书籍和论文

  一、译著、校译、著作、注释

  1、《米拉日巴传》(译注),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年4月出版。

  2、《土观宗派源流》(译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年6月出版。

  3、《格萨尔传天界篇》(翻译),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年2月出版。

  4、《西藏王统记》(译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7年11月出版。

  5、《卫藏道场胜迹志》(译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7年9月出版。

  6、《西藏唐卡画史》(校译),1988年,大藏经对勘局交译,未发表,稿存该局。

  7、《嘎厦印谱》(译注),《中国藏学》1990年第1期。

  8、《雍仲本教甘珠尔大藏经目录》(翻译),1991年3月译,由四川藏学研究所收入《藏族原始宗教》。

  9、《西藏王臣记》(译注),西藏人民出版社1992年9月出版。

  10、《佛子行三十七颂》(翻译),1996年。

  11、《藏传佛教各派教义》(著作),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年出版。

  12、《觉囊派时轮金刚修法前行和正行六去瑜伽》(翻译),1996年未出版。

  13、《句义宝藏论》(校译),1997年(未出版)

  14、《真指觉性赤见自解》(翻译),1998年。

  15、《印藏佛教史》,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年出版。

  16、《卫藏道场胜迹志》,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年出版。

  17、《刘立千藏学著译文集·杂集》,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年出版。

  18、《刘立千藏学著译文集》,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年出版。

  二、论文

  1、《米拉日巴传述评》,《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5年第2期。

  2、《谈谈藏族民间史诗中的格萨尔》《格萨尔研究第3集》,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8年1月出版。

  3、《吐蕃赞普生卒年代重考》,1988年写,已并入《王统记》和《王臣记》的考证内。

  4、《从格萨尔史诗中看古代青藏高原上的部落社会》,1990年收在《格萨尔论文选集》中。

  5、《藏传佛教的宁玛派》,《中国藏学》1993年第1期。

  6、《藏传佛教的噶举派》,《中国藏学》1995年第4期。

  三、解放前著译

  1、《印藏佛教史》(著作),台湾妙吉祥出版社。

  2、《大圆胜慧》(翻译),台湾妙吉祥出版社。

  3、《禅定休息法》(翻译),台湾自由出版社。

  4、《虚幻休息法》(翻译)

  5、《大圆满无上智》(翻译)

  来源:中国藏学网

(责任编辑:李彦增(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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