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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冠忠:调查研究为西藏民主改革打下基础
2009年09月18日10:37  来源:《中国民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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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0年2月15日,中共中央西南局、西南军区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司令部联合向已经领受进军西藏任务的部队发布政治动员令时,即命令这些部队“深入进行调查研究和宣传工作,学习当地语言,了解当地人民生活状况,关心当地人民的疾苦,并积极地帮助他们解除疾苦和困难”。

  1956年至1964年,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组织有计划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状况科学调查全面展开。这次大调查基本弄清了中国各主要少数民族的情况,搜集和积累了中国民族问题研究所必需的资料。作为原18军的一名战士,郭冠忠随部队进军西藏后,又参加了对西藏社会历史和自然地理等的调查研究工作,为西藏的和平解放、民主改革和现代化建设积累了大量第一手资料。

  一面宣传政策,一面进行社会调查

  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签订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以下简称“十七条协议”)。25日,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向各路进藏部队发布了进军西藏的训令。根据毛泽东的训令,18军决定在昌都组建先遣支队赴拉萨。我当时在18军随营学校给该校政委林亮当警卫员,林亮被调到先遣支队任政治部主任,我被分配到政治部秘书科做工作员。当时,从甘孜至拉萨不通公路,道路崎岖险峻,空气稀薄,加之进藏部队的物资供给受到限制,我们在进军拉萨的途中所遇到的艰难险阻,是今天的人们难以想象的。但那时部队官兵个个情绪高昂,没有一个叫苦叫累或当逃兵的。

  1951年9月9日,先遣支队进抵拉萨,并在当天举行了隆重的入城仪式。先遣支队政治部遵照中共西藏工委的决定,整建制转到地方,对内宣布组建为中共拉萨市委,由林亮任首任市委书记。不过,在此后一年多的时间里,对外仍然沿用先遣支队政治部的名义,故而大家都未脱掉军装。怎样开展工作呢?按照党中央于1952年4月初给中共西藏工委的指示,就是要了解各种情况,从具体情况出发,稳步执行“十七条协议”,“用一切努力和适当办法,争取达赖及其上层集团的大多数,孤立少数坏分子,达到不流血地在多年内逐步地改革西藏经济政治的目的”。

  根据中央的上述方针和中共发放的西藏工委的指示,林亮等领导同志首先带领我们通过登门拜访、举行各种节日庆祝活动、召开座谈会等形式,开展了争取团结原西藏地方政府朗子辖(市政府)、雪列空(相当于拉萨专署)官员和各大贵族家属子女的上层统战工作。同他们协商成立了拉萨市爱国青年文化联谊会、妇女文化联谊会、爱国卫生委员会、联合治安办公室等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组织,还组织一些贵族青年成立了足球队和男女篮球队、文艺演出队等。在与他们建立起联系的基础上,一方面向他们宣传“十七条协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和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另一方面结合进行社会调查,了解当地各种情况。

  与此同时,我们还结合农贷发放的工作,到雪列空管辖下的一些农村开展社会调查。因为我们给群众发放的农业贷款是无息的,同当时西藏通行的贵族、寺庙以及官府发放高利贷给群众的做法迥然不同,所以当地的个别当权者便暗中进行破坏和阻挠。1952年夏,我随同多杰才旦、谭俊起、周祖耀等人去拉萨河南岸的柳吾宗搞农贷和社会调查时,被原西藏地方政府的一位重要官员知道了,他匆忙从拉萨赶到柳吾宗,向群众造谣说:“接受共产党的无息农贷后患无穷,他们会‘先甜后苦’,抢走藏族人的子女和财产。”他指使小头人带领二三十名属民到我们住地“请愿”,声言其主人待他们“极仁慈”,根本不需要“佳共产”(汉人共产党)的贷款。迫使我们只得雇上毛驴驮着我们从拉萨运来的约4000块银元,离开此地再去南木甲岗,可是到了南木甲岗后,我们遇到的也是同样的情况。1953年夏,我同另几位同志到拉萨西北约50公里处的原蔡德庆宗(今达孜县)发放无息农贷和搞社会调查时,由于当地个别头人造谣破坏,有的村民害怕同我们见面,未等我们进村,他们就逃往山上躲起来了,有的则放纵家里的獒犬扑向我们。我就因为在曲桑村被獒犬咬伤,有半个月时间连走路都很困难。

  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西藏人民求解放、谋幸福,我们在上述地方,也遇到了不少敢于冲破当地反动头人的阻挠,向我们反映他们的生产生活困难,要求给予贷款的群众。他们中甚至还有人悄悄向我们控诉其主人残酷奴役和剥削他们的恶行,请求共产党、解放军帮助他们改革旧制度。在上层当权者中,也有不少开明进步的人士,对我们发放无息农贷和搞社会调查表示热烈欢迎,并给予大力支持,积极帮助我们解决食宿和运输问题。蔡德庆宗的宗本(县官)就曾主动向我们介绍当地的社会情况,并将保存在县政府的藏文档案借给我们查阅。为了避免引起不必要的误会和麻烦,在调查访问时,我们一般都不当着对方的面作记录,而是回住地后再追记。因为许多数字不易追记,所以我们就在同调查访问对象谈话前,将硬纸片装在衣兜里,一边与他们谈话,一边拿铅笔在衣兜里将数字写在硬纸片上。正是依靠这样的调查方法,我们每一次完成农贷任务时都能遵照上级的要求,整理编写出一份社会调查材料报送领导同志参考。1953年底,我被调到中共西藏工委政策研究室工作,同工委统战部、财委的同志共同编写了《西藏宗谿名称和人口》、《西藏地方政府的财政概况》、《西藏商业情况》3本调查材料,也是承蒙西藏爱国进步的上层人士给予大力支持和帮助才得以完成的。

  大量的调查材料,在党和政府科学决策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956年4月22日,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在拉萨宣告成立,我们进行社会调查工作的客观条件,较之以前有了很大的改善。尤其是在这一年,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和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按照党中央指示,决定对各少数民族的社会历史开展大规模的调查。在北京组成的西藏社会历史调查组来到西藏,使我们做此项工作的力量也得到了加强。当年秋天,上级调派我和扎错、莫萨3人陪同李有义教授去相传是松赞干布后裔、号称“山南王”的拉加里赤钦管理的地区调查。我们乘牛皮船从拉萨走了3天才到达泽当。当时的社会治安状况还挺好,我们晚上便在岸边的滩涂上露宿,3顿饭都是用煤油炉熬酥油茶,吃糌粑。从泽当到拉加里骑马要走两天,我们当时正好遇上山南基巧办事处(自治区筹委会的派出机构,相当于专署)的官员和干部在同当地宗本协商筹建县政府的事宜。我们便结合参加此项工作,在那里搞了3个多月的调查。因当年四川甘孜地区和西藏昌都地区的江达、芒康等地发生了反对民主改革的叛乱,拉加里地区有个别反动分子闻讯后也企图破坏汉藏团结,我们开调查会时曾多次遇到反动分子扔石头袭击的事件。

  1957年6月,西藏反动上层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支援下,在山南哲古成立了“卫教军”,制造了一连串流血事件,西藏的社会治安状况逐渐恶化。即使面临这种情况,我们的社会调查工作也没有畏缩和停顿。1958年,在国家民委和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领导下,大批专家、学者和研究生、大学本科生加入了西藏社会历史调查组。他们到西藏后,一边继续进行补充调查,一边着手《藏族简史》、《藏族简志(上卷)》和《西藏自治区概况》3本书的编写工作。为保证安全,上级给我们配备了一个班的解放军战士负责保卫工作,还给我们配备了一部电台,每天定时同上级联络。当时,收集的资料已达数百万字,我们返回拉萨后,大家分工进行整理和分析,同时列出题目开展学术讨论,以此提高编写的质量和进度。

  1959年3月10日,西藏反动上层在拉萨掀起了大规模武装叛乱,迫使我们不得不“投笔从戎”,停下编写工作,参加平叛战斗。当时的工委、筹委机关成立了民兵团,我担任了一个排的副排长,我们的任务是在工委院外挖战壕,筑碉堡,保护约50名前来避难的藏族妇女、儿童和老人,协助警卫连守卫工委大门。我们的住房和通向工委院内的道路,曾遭到敌人枪弹的密集扫射,因全排同志齐心协力,已将避难群众集中在碉堡内,故无一人伤亡,圆满完成了上级交给的任务。

  拉萨的平叛战斗即将结束时,我曾被调派去配合新华社记者宗子度搞战地采访,写广播稿,敦促负隅顽抗的残敌投诚等工作。后又被调到哲蚌寺工作队、工委改革办公室工作,未再参加编写3本书的工作。但我了解到,以往的大量调查材料,在党和政府科学决策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959年3月22日,党中央决定在西藏实行“边平叛,边改革”的方针。6月15日,时任国家民委副主任的汪锋率中央工作组飞抵拉萨,同张经武、张国华、周仁山等工委领导同志一起,研究西藏在开展“三反(反叛乱、反乌拉差役、反人身奴役)双减(减租减息)”和土改运动时,应如何划分阶级和执行何种阶级路线的问题。因为这是关系农村民主改革成败的首要问题,他们曾连续几天通宵达旦地开展讨论。讨论中,都是把大家以往所写的调查材料同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等人的有关论述联系起来,认真思考后阐述自己的观点。经过热烈的讨论,制定出西藏农村在民主改革中应实行的阶级路线是:“依靠贫苦农奴和奴隶,团结中等农奴(包括富裕农奴)和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打击叛乱的和最反动的农奴主和农奴主代理人,彻底消灭农奴制度,消灭农奴主阶级”;“废除农奴主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土地所有制,废除人身依附制度,解放农奴和奴隶,借以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逐步改善人民生活,建设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新西藏”。这一划分阶级方案和阶级路线,于1959年9月7日得到了党中央的批准,并在当月21日自治区筹委会会议通过的土改实施办法中得到了确认。稍后,西藏党政领导机关还就牧区、寺庙、城镇和边境地区的民主改革作出了相应决策,这些也是以调查材料作为参考和依据,认真研究后作出的重要决策。由于当时的一系列决策是建立在认真调查研究基础之上的,在1959年到1961年短短两年多的时间里,西藏就取得了“边平叛,边改革”的伟大胜利,使百万农奴得到翻身,做了社会的主人。

  [人物名片] 

  郭冠忠,1934年2月生,安徽阜南人。

  毕业于解放军第18军随营学校政治系(中专),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民族关系研究室副主任,兼任中国民族理论学会理事、《中共西藏党史资料》主任编辑。

  15岁入伍,亲历了解放中南、大西南以及进军和解放西藏的战斗。1949年成为首批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员,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1951年起,在高寒缺氧的西藏地方工作了27年。曾在中共拉萨市委、中共西藏工委政策研究室、农牧部、改革办公室、国营彭波农场、自治区革委会农牧局等单位工作。

  1979年,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工作。参与完成了《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共西藏党史大事纪》、《民族辞典》、《中国少数民族史大辞典》等书的编写工作。与人合作翻译了《论西藏政教合一制度》、《西藏地震史料选辑》及部分西藏封建农奴制度的藏文史料,并发表了《略谈西藏社会巨变》等论文约20篇。

  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奠定民族研究之基

  中国共产党从很早起就非常重视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对国内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进行调查,抗日战争初期,延安民族学院成为民族问题的研究机构,并在上世纪40年代初,组织人员撰写出《关于回回民族问题的提纲》、《关于抗战中蒙古民族问题提纲》、《回回民族问题》等文章和专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从1950年到1952年,中央人民政府先后派出有学者和专业人员参加的4个民族访问团和两个民族工作视察组,到西北、西南、中南、东北和内蒙古等地区进行访问,同时调查各少数民族的生产、生活状况及社会制度和习惯风俗。与此同时,中南军政委员会、川西行署、贵州省人民政府等也组织了民族访问团,对本地区的少数民族进行了访问和社会调查。

  1956年前后,中国少数民族地区同汉族地区一样,处于社会改革的高潮之中,各少数民族的面貌也在急剧变化之中。尽快地完成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成为民族研究工作的一项紧迫任务。1956年春,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彭真的指导下,大规模的调查工作开始进行。调查工作最初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主持,组织了内蒙古、新疆、西藏、云南、贵州、四川、广东、广西8个调查组。1958年,全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工作由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民族研究所主持,调查组由原来的8个增加到16个,新设了甘肃、青海、宁夏、辽宁、吉林、黑龙江、湖南、福建8个调查组。到1964年,调查任务基本结束,据不完全统计,写出调查材料340多种,计2900多万字;整理档案资料和文献摘录100多种,计1500多万字;拍摄少数民族科学纪录片十几部;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编写出少数民族的《简史》、《简志》和《简史简志合编》初稿57本。1979年1月,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重新规划,在上述调查基础上编辑出版了《中国少数民族》、《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中国少数民族自治地方概况丛书》、《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5种丛书。

(责任编辑:常雪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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