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為趙書彬（左一）在藏北牧區採訪。 記者 高玉潔 攝

趙書彬愛藏北，在西藏日報社幾乎無人不知。

這從他的人生選擇可以看得清楚。平均海拔4500米的那曲，被稱作生命禁區，別人視為畏途，但兩次去那曲駐站，都是他主動申請的。

“一個休假都待在那曲的人。”一位同事評價他。沒有無緣無故的愛，更何況愛得深沉。

從他的身份可見端倪——那曲記者站站長，採訪足跡覆蓋西藏74個縣區，多次獲得中國新聞獎﹔著述頗豐的藏北文史研究專家，受聘那曲市政協文史專員、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研究中心專家組組長。

記者，學者﹔曠野，書齋。近20年的時間裡，趙書彬用兩種方式打開了藏北，或者說愛上了藏北，於是在一個別人看不見的“藏北時空”裡，既安身，又立命。

這是一個關於奉獻的故事，更是一個關於熱愛的故事。

腳走出來的藏北

那曲市是全國海拔最高、陸地國土面積最大的地級市。採訪面積大，工作條件苦，新聞空白點多。

趙書彬在兩次駐站期間，乘車、步行、騎摩托，住牧家、燒牛糞、吃糌粑，走遍了那曲市119個鄉鎮和街道。這不是“駐站”兩個字能概括的——在氧氣隻有平原一半的地方，“行走”需要持之以恆的熱情和堅持，本身就是一種職業能力。

2024年夏天，他堅持用5個小時攀爬十八軍進藏路上曾遇險的冷拉山。站在5300多米的埡口，風大得站不穩，腦子裡閃現的是戰士們血肉之軀裡的信仰和忠誠。回想那一刻，他寫道：“我更加理解了‘道在瓦礫’——路是人一步一步走出來的，而藏北古道承載的是各民族在青藏高原交往交流交融的千年歷史。”

他把民族學的田野方法帶進了新聞。作為資深時政報道記者，他會著意捕捉“會議背后的地方知識、口頭傳統、歷史變遷”，採取“1+1”採寫模式——完成規定動作的同時，挖掘新聞背后的縱深。他管這叫“一次採訪，長期積累，多元利用”。這不光是勤奮，也是方法論。在新聞的“快”裡，他埋下了學術的“慢”。

“他的新聞稿總會給我們一些新的啟示，好像他的天地更加寬廣博大，這或許是專家型記者的魅力吧！”經濟日報記者代玲這樣評價趙書彬。

2024年，趙書彬採寫的《從“第一滴水”開始——西藏用心呵護長江源》獲第34屆中國新聞獎二等獎。這篇稿子的特別之處在於：它不是一般意義上的生態報道，而是把“第一滴水”放在地理源頭與文明源頭的雙重意義上處理。長江源保護，不僅關乎生態屏障，更折射出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的深層意涵。新聞現場背后，已經能看見一個學者的目光。

他走出來的第一個藏北，是正在發生的藏北。但這個藏北從一開始就不“薄”——他在新聞現場裡始終帶著一個追問：這裡在不同時空是什麼樣子？

手翻出來的藏北

如果說第一個藏北是在草原上走出來的，那麼第二個藏北則是在舊書、古道、典籍和地名裡“翻”出來的。

趙書彬翻這些舊書的起點，是2008年在藏北的田野調查：4個月的調研中，他與牧人同吃同住同放牧，完成了《人草畜關系與達嘎多社會文化變遷》。后來他又參與了國家社科基金項目“藏北牧業社會變遷”課題。所以，藏北對他不光是記者生涯的開始，也是學術生命開始的地方。

那曲古道線路密集，歷代中央王朝對西藏的治理都在這裡留下了深刻印記，但由於關注度少、資料零散、缺少整理，相關史料基本不為人知。趙書彬在採訪中了解到這一情況后，開始了一場漫長的“補課”與“趕考”。他利用休假、長假和“八小時之外”，長期伏案，翻舊書、走古道、訪老人，相繼出版了《藏北古道》《唐古拉》《你信嗎？那曲！》《青藏通衢》等著作10余部，編纂《那曲市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歷史文獻叢書》11本、《那曲歷史地理文獻叢書》5本，填補了相關領域的多項研究空白。

那曲知名學者嘎瑪貢加對趙書彬有直接的評價：“過去那曲的歷史文化資料是散的、碎的，很多在老百姓的口頭裡，在寺廟的牆壁上，在誰也看不懂的舊檔案裡。趙書彬一點一點把它收攏起來、注釋出來、深入研究，這是一件打地基又功德無量的事。”

在史料裡翻出別人不曾認識的舊藏北，和在草原上發現一個新變化，對他來說是同一種動作——都是看見別人沒看見的藏北。

此心安處的藏北

西藏日報社總編輯達娃次仁有一個觀察：“書彬身上最難得的，不是他既會寫新聞又會做學問，而是他做新聞的方式裡有學問的耐心，做學問的方式裡有新聞的追問。這兩個身份在他身上不是兩張皮，而是同一股勁。”

同一股勁，通往此心安處。

對趙書彬來說，新聞為學術提供“問題”。他在採訪中遇到的地名、口述、遺跡、矛盾，都成為文獻鉤沉的起點。2009年第一次駐站時，他深度參與了西藏和平解放60周年重走解放軍進藏路大型採訪，3000多公裡的翻山越嶺中，古道往來、商旅駝鈴與家國邊地開始在他心裡種下種子——沒有記者身份帶來的問題意識，那些古道可能永遠不會被他“看見”。

學術又為新聞提供“縱深”。他挖掘出西藏和平解放時期第一位犧牲記者牛世鈞的紅色故事，為西藏新聞史補上了重要一筆。這不是偶然發現，是一個長期在史料裡工作的人，才有的歷史感。

在牧場和會場裡穿梭，在文獻與田野中往返，在往昔與當下間對話——新聞的快節奏與學術的慢變量反復捶打，逐漸積累起觀察西藏、書寫高原的雙重視角。

說來簡單，但這十數年踽踽獨行的艱辛困苦、探索研究，非幾句話能說清。妻子達珍描述的趙書彬，或許給我們提供了“為什麼是他”的解釋：“他做事認真、情緒穩定、有責任感，認准了一件事，就安安靜靜做到底，不管付出多少辛苦都不在乎。”

懷抱熱愛與堅持，趙書彬用記者的腳，走出了一個正在變化的藏北﹔用學者的手，翻出了一個被遺忘的藏北。但這兩個藏北又是合二為一的。他做的，不過是讓同一個藏北，在不同的時間裡都被看見。

他自己把這件事說得更朴素：“腳板下出新聞、草原上有學問。兼顧新聞傳播與知識生產，這條路沒有捷徑，點滴積累、長此以往，就會從最朴實、最細微處發現大道至簡的道理，而每一步也都會踩在雪域高原的土地上，都會踩在中國發展的時代脈搏上。”

“風中飄來千種暖，萬般變化不知寒。”這是趙書彬為歌曲《唐古拉》所寫的歌詞。若不是多年行走，若不是真心愛戀，誰能在藏北嚴酷的風雪中不知寒冷，甚至還能感知到飄來的“暖”呢？

在趙書彬的腳下，藏北的路還在延伸。他說，他最終所求，不過是在萬裡羌塘，種一畝心田。（萬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