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為格桑央拉（前排左三）和hima hima隙馬團隊其他成員的合影。

就在幾天前，格桑央拉完成了對西藏第一代油畫家次仁多吉的採訪記錄。老人77歲了，畫了一輩子布達拉宮，還在畫。她問：“畫了一輩子，您找到最滿意的答案了嗎？”老人搖了搖頭。

這句“沒有”，讓她觸動很深。藝術大概就是這樣，不是一道做完就能交卷的題。格桑央拉想做的，是讓這種追問被聽見，讓這片土地上正在發生的創作，被更多人看見。

2018年，她從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回到西藏，將青年藝術家澤郎奪理的首次個展“己渡”帶回拉薩。展廳裡一幅畫的內容是：“這些不能當飯吃的一切。”后來有人問她：藝術到底能不能當飯吃？如果不能，那我們為什麼還需要藝術？

“從生存的角度說，藝術可能確實提高不了我們的生活水平。但從人的角度說，欣賞藝術沒有任何先決條件。它應該是人生裡很重要的一部分。”格桑央拉說。

作為hima hima隙馬藝術空間創始人、甜茶館青年藝術季發起者、總策劃，她后來做的每一件事，幾乎都在回答這個問題。

“藝術”：

不確定中的確定之路

格桑央拉與藝術的相遇，並不在順理成章的軌道上。

12歲前，格桑央拉生活在日喀則亞東縣。父親學過音樂，家裡天然帶著對藝術的親近，但這並不等於一條清晰的人生路線。

小升初考進上海共康中學，后來又考入北京市第八十中學，2012年，她以西藏自治區文科狀元身份進入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

“我去北大是因為它是北大，好像成為不得不選的選項。”這句話裡有一種很實在的東西。一個18歲的學生，被一條看起來最正確的路推著走，心裡卻不知道自己到底要什麼。

那個問題一直擱著：我喜歡的到底是什麼？

大三的一個下午，答案來了，來得毫無預兆。她在一家西藏文化機構做實習編輯，自己找資料、寫公眾號，第一次採訪西藏藝術家。

“像是突然睡醒了一樣。”她說：“以前沒留意的藏文化細節，全活了。”藝術讓她換了一雙眼睛，去看這片土地上正在發生的變化。她也看見了一個事實：藝術家不斷出現，但把藝術家和觀眾連起來的人很少。策展人稀缺，畫廊稀缺，和藝術家的增長之間有一種沉默的錯位。她想做的，就是補上那個位置。

2016年大學畢業前，22歲的她收到哥倫比亞大學藝術管理專業錄取通知。2017年，她又赴英國、丹麥和荷蘭游學，幾乎走遍了這些國家所有重要的博物館和美術館。她觀察藝術機構如何運營、公眾如何與藝術建立連接﹔“被看到”的價值，也讓她開始反思本土的狀況。

有一天，她從丹麥首都哥本哈根坐火車去海邊一座美術館。看完展覽，她坐在草坪上吹風，眼前是亞歷山大·考爾德巨大的雕塑。“我把自己完全交給那個下午，交給風和藝術。”那一刻，“我想的不是‘我要把這樣的展覽搬回拉薩’，而是拉薩的人，什麼時候也能這樣自在地坐在藝術旁邊。”

2018年畢業回國，她在美國已經策劃好了澤郎奪理的個展“己渡”。這是她職業策展生涯的起點，也是她第一次把在外面學到的東西放回本土語境中檢驗。

2025年，她從西藏大學藏族美術史專業博士畢業。從北大公共管理到哥大藝術管理，再到藏大藏族美術史，這條路徑看起來跳躍，但有一條內在的線索：她一直在為自己尋找一套能夠貫通“外部視野”與“本土知識”的語言，而最終目的是藝術平等化，讓所有人欣賞藝術和享受藝術帶來的快樂。

也正是在這樣的尋找中，知名導演、編劇、作家萬瑪才旦成了她繞不過去的名字。

“我17歲第一次知道萬瑪才旦導演，朋友的父親把一張刻著《老狗》的光盤遞到我手裡。”格桑央拉在美國求學期間，萬瑪才旦帶著電影《塔洛》到紐約，教授讓她跟著做翻譯。在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放映的那一周，萬瑪才旦穿著標志性的黑色斜襟外套站在台上，台下是五湖四海的面孔。格桑央拉站在旁邊，心裡涌上來一種說不清的驕傲和感動。她后來寫道：“那種感受到現在都支撐著我，灼燒著我。”

一個創作者被看見，不只是他一個人的事。台下的人也會跟著挺直一點。這件事她記了很多年，也慢慢長成了她對“藝術公共性”最朴素的理解。

“甜茶館”：

讓藝術進入拉薩的街頭巷尾

在紐約求學、歐洲游學期間，格桑央拉最強烈的感受是，藝術就在社區的肌理之間，而不是被供起來的。在拉薩，她找到了讓藝術進入街頭巷尾的另一種方式。

“藝術不該是高高在上的，藝術要滲透到社區，不再局限於圈子，而是讓更多普通人也能夠與藝術互動。”她說，“讓人特意過來欣賞藝術是難的，那我們就去人們生活的地方展現藝術。”

甜茶館成了這個想法的落點。這個選擇並不突兀。1985年，藝術家貢嘎嘉措和阿伊布、昂青、昂桑、諾次等人提議在茶館裡展出畫作，共同開創了“甜茶館畫派”。

一口鍋裡煮出相同甜度的茶，沒有雅座，沒有包間，等級秩序、階級在這裡被懸置，甜茶館成為一個平等的公共空間。“平時可能不看或者無法接觸藝術作品的人也看到了。”格桑央拉說，“不是環境決定藝術的高度，而是藝術可以打破自身的高度，融進生活。”

這麼多年過去，拉薩街頭的茶館仍然在忙碌吵鬧，而每一個時代都有蠢蠢欲動的年輕人。2021年10月1日，格桑央拉正式發起首屆“甜茶館”藝術節，策展理念定為“把心交給一個高高的地方，讓藝術喚醒一座古老的城”。

藝術節在拉薩喜德林大院開幕，各類作品陳列於登山茶館、光明崗瓊甜茶館、魯倉茶館等8家茶館內，甜茶館化為拉薩獨有的“街頭美術館”。

著名畫家陳丹青送上祝福：“現在有位格桑央拉姑娘為大家辦了甜茶館藝術節。我已經看見年輕人歡快相聚，飲茶唱歌跳舞。真羨慕，真高興。”

當藝術出現在人們喝茶聊天的空間，就不再是一個需要專門前往、專門准備才能面對的對象。她將藝術節的目標表述為“讓大家換一種角度和心情，去看我們日夜生活的這個地方”。讓藝術發生在拉薩的街頭巷尾，讓老院子、老房子和小巷子重新有了聲音、影像和交談——這才是她真正想做的事。

舉辦第二屆“甜茶館”藝術節之際，格桑央拉與前合作伙伴的運營理念出現分歧，她便走上了自己對西藏藝術闡釋的道路。她仍舊希望，“西藏藝術能進入更多人的視野，這片土地能迸發更多靈感和好的作品。”

“hima hima”：

“裡面是吃魚的地方嗎”

2023年“三八”國際婦女節，格桑央拉從前公司離職。她說，一直想做一個自己的藝術空間，“因為很希望拉薩有一個隨時可以看到好展覽和舉辦有趣活動的地方。”

一個月后，在一家咖啡館，她遇到一位朋友。對方願意提供一間180平方米的商鋪，免費一年，條件是給所在地帶來藝術內容和引流。於是，格桑央拉和合伙人德吉曲珍每人向家人借了15萬元，湊夠30萬元，hima hima隙馬藝術空間就這樣成立了。

“關注今天的西藏以及此地的藝術。”她希望hima hima隙馬成為西藏藝術與世界之間的橋梁，也成為一間人們可以隨時走進來、看展覽、聽音樂、參與討論的“藝術客廳”。

但格桑央拉最希望的，往往是一些“不像藝術”的時刻。

hima hima隙馬團隊策劃過一個關於“拉薩魚”的展覽，一位大叔經過，探頭問：“裡面是吃魚的地方嗎？”她沒有覺得被冒犯。她說：“觀眾沒有義務讀懂藝術。”這句話背后有一種很深的理解：人們不是不渴望藝術，只是藝術常常把自己放得太高，高到讓人不敢伸手。

她見過太多人在藝術空間門口猶豫、張望，最后轉身走掉。所以她想做的，從來不是把藝術捧得更高。她想讓它落低一點，低到每一個普通人伸手就能夠著。

這間“藝術客廳”后來做的事，慢慢溢出了展廳。周末有沙龍和文學分享，詩人和觀眾一起“與母語相遇”﹔夏天有“雙琵琶×阿裡扎年果沃琴”演奏會，讓兩種完全不同的聲音在同一個空間裡交織﹔“假如我是藝術家”把孩子們從椅子上拉起來，讓他們親手去畫、去捏、去做。有一次，團隊帶著藏語譯制電影走進中國拉薩SOS兒童村和拉薩市兒童福利院，近六十個孩子和兒童村的媽媽、老師一起看《真真假假》，笑聲不斷﹔在福利院，五十多個孩子露天觀看《橋》，時而安靜，時而放聲歡笑。

也有些周末，如果你路過八廓古城，可能會撞見一群戴著耳機的人，邊走邊停下來看橋的形制。那是“拉薩城市考古”的隊伍，用腳步丈量城市記憶。這些事放在一起，說明這間“藝術客廳”不是一間單一展廳。它在持續運轉，用一種很低的、很日常的方式。

格桑央拉說過一段話，大概能解釋她為什麼把這麼多時間花在甜茶館、古城漫游、孩子們畫畫這些事情上：“每一次遇到埋頭創造著什麼的人，哪怕這種創造還處在極稚嫩的形態，都足以讓我們興奮，足以讓我們投入進去，壘起一個隻為他或者她而存在的舞台。”

“我們關注今天的西藏和這裡的藝術。”這不是一句關於遠方的宣言，而是一份關於此刻、關於此地的承諾：讓藝術走進日常，讓人與作品彼此看見，也讓西藏的故事從生活中生長出來，繼續走向更廣闊的世界。（米瑪 玉珍 歐珠次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