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為朗東·多吉卓嘎在自家院落裡翻閱已出版的《中國藏醫藥影印古籍珍本》。

紅山之上，是布達拉宮。

朗東·多吉卓嘎不記得自己爬了多少趟。她隻知道，上山是為古籍，下山也是。

小時候，她家裡有很多古籍，每一頁的邊角都蓋著一枚紅色印章——一個藏文的“朗”字。后來，那些古籍多數不見了。與她幾歲時目睹過的那場火有關。60多年過去了，那個場景時而浮現在她腦海裡，揮之不去。

“圖書館的活兒，如果想干，有干不完的活兒。”她說，“我經常多管閑事。”她說的閑事，是別人家的古籍。哪個寺廟可能有，哪戶人家藏著一兩本，她知道了便再也坐不住。為這事，她在年過半百時每日爬紅山，還曾在阿裡騎馬翻山兩三天，隻為帶回兩三頁紙。

她用將近半生歲月，把散落在塵埃裡的古籍，一本一本聚攏回來。

一間空房

上世紀60年代，朗東·多吉卓嘎的家在八廓古城，父親曾是舊西藏地方政府最后一任阿裡噶本。因這出身，家裡的古籍幾乎散盡。

那會兒她太小，見不到遠在阿裡的父親，隻記得一些模糊的場面。

1969年，她即將離家參加工作。記得那一天——同去參加工作的人裡，她最小，還未成年。大家都被集中在八廓古城鬆曲熱瓦（注：講經廣場），一起坐上了大車，沿著山路，彎彎繞繞，開向未知。

她被分配到拉薩某兵站下屬的磚瓦廠，后來才知道那地方在曲水。因為年紀太小，負責人沒讓她下車間，隻讓她跟著一位當地老人放牧——而其他人，並沒有這樣的運氣。

在部隊十六年，她放過牧，干過糙活，后來去了兵站醫務室當衛生員。每月工資換成青油、酥油、白糖、肥皂，在休息日背回家。至今她仍時常感慨：“我是幸運的，部隊待我有恩情。”

在此期間，她一直沒放下書本。父親回家后反復說：“一定不要放棄學業。”

1985年，28歲的她有機會去西藏大學進修，部隊領導隻叮囑“要珍惜進修機會”。她在此期間自學拿下中專文憑。

正是在藏大師從前輩們由淺入深的學習裡，她被藏文化的博大精深所震撼，開始如飢似渴地閱讀古籍。

后來，從藏大分出的藏醫系與西藏自治區藏醫學校合並成立西藏藏醫學院時，她是籌備小組成員，並正式調入這所高校，負責圖書館工作。工作之余，她讀完了大專。

記得那天，扛著從藏大藏醫系資料室拿來的幾麻袋書，走進那間空房時，她既興奮又忐忑。

可圖書館起初就她一個人，每年經費不足兩千元。教學老師拿著寫有書名的紙來問“有沒有”，她總搖頭，來人滿眼失望而歸。“慢慢地，我感覺到一種緊迫感，”她說，“圖書館沒有需要的書籍，好像失去了存在的意義。”

從那時起，她開始有意無意地找書，靠各種關系打聽，偶爾能找到一兩部。直到2010年，她把目光投向布達拉宮——父親曾告訴她，布達拉宮收藏的藏文古籍最廣最全。無論個人還是寺院的手抄本，幾乎都能在那裡找到另一個備份。而藏醫藥和天文歷算的部分，正是那所初建不久的學院圖書館最緊缺的。

紅山之上

“別做夢了。”時任布達拉宮管理處處長的強巴格桑把介紹信推回來，“古籍不會離開布宮。”朗東·多吉卓嘎愣在那裡。她是一大早揣著介紹信，一步步爬上紅山的。可那句“別做夢了”又重復了好幾次，令她不知所措。

但她沒走。她一次次解釋，他一次次搖頭。

后來，她前后跑了上百趟紅山，仍被拒。

但她不服氣。每次去，都要跟人家聊很久才肯下山。有一次，她聊到：布達拉宮歷史上不是沒有失過火，萬一古籍不測，掃描件就是萬全之策。“你說的這個有道理。”話雖如此，強巴格桑仍未鬆口。

她懂他的謹慎。也正因如此，她一趟趟地來，從不氣餒。

直到又一次，她說：寫這些古籍的先輩，難道初衷是讓后人在書前碰額頭、貼福分？他們是希望有人將它翻開，從裡面找到治病的方劑和智慧，去造福更多的人。

這一次，強巴格桑沉默了很久。“你一趟趟地來，是想讓古籍發揮更大的作用。我明白。”他終於答應開一次黨委會議。

她后來常說，布達拉宮裡的文物能安然保存到今天，是因為有許多像強巴格桑那樣的人守護。2010年的某一天，當她第一次真正走進布達拉宮古籍庫房，看到那麼多古籍完好無損地放置在層層木格裡，她哭了。父親說的沒錯——它們真的在這裡。

領她進庫房的工作人員看她這樣，有些錯愕，問：“多吉卓嘎老師，您這是怎麼啦？”又說：“您別哭啊——不是都答應每天讓掃描一部嗎？”她一聽，又笑了。但真正的艱難也從那時才開始。

布宮的規定是：一天借一部古籍，下午四點前歸還。她每天清晨7點半從家出發，乘車到紅山腳下，再一步步爬上去。古籍出庫前，要拿到四個處室的簽字，最后蓋上章子后，由一位文博對接人和一位僧人陪她把古籍背下山，帶到藏醫學院圖書館，攤開，數頁，掃描，校對，再看著他們背回布宮，入庫前還要再驗一遍。“古籍全程由他們拿，每天都是。”她說，“差不多一年，大家都沒怎麼休息過。”

那些日子，她總事先在借閱目錄裡把需要的古籍一部部指出來，作為待借書目。最終，僅布達拉宮館藏就影印了30部珍本。

出版署名時，她堅持在西藏藏醫學院、西藏人民出版社之外，加上布達拉宮管理處的名字。所有掃描后未被採用的資料，她都制成光盤，全部返還布宮。

在此之前，她還從零起步學習編寫古籍文獻目錄，並於2008年出版了《藏醫藥天文歷算文獻目錄》，一百三十余萬字，令那些千辛萬苦找回來的書，有了能被檢索的“身份証”。

完成布達拉宮的古籍搜集后，她開始往更遠處走。從全區74個縣市（區）到全國，她帶著年輕人地毯式地開展調研和搜索。如果找到了需要的古籍，人家又同意，不管白天黑夜，他們就在現場立馬掃描。遇到沒電的地方，他們就想盡辦法找來發電機。

丁青縣藏醫院院長是西藏藏醫學院畢業的學生，臨近下班時隻好把她們鎖在掃描室裡：“你們繼續掃，餓了有開水和方便面。”她們干了一宿﹔她前后三次進出阿裡，有時騎馬兩三天，有時徒步走半天，隻為帶回兩三頁珍貴資料。

在普蘭縣，一位民間老醫生起初不肯借，聽說她是過去阿裡噶本朗東家最小的女兒，立刻起身獻了哈達，又問：“那個掃描的機器很大嗎？”她指著茶桌說，“隻佔一角。”老人笑了，點了頭。那一夜又是一場硬仗。

到她退休前，六千部古籍進了藏醫學院圖書館。那間她曾經接手的空房，終於不再是一具空殼。但她也明白，找書的路她堅持了十來年，而守護這些書的路，才剛開啟。

最后十部

2017年退休后，朗東·多吉卓嘎本可以歇著，但她沒有。這兩年，西藏藏醫藥大學新校區離市區太遠，她在家裡單獨辟出一間辦公室，從學校借來設備，帶著團隊和學生掃描、錄入。來幫忙的年輕人，她免費提供午飯，一月一記考勤，工資她先墊著。校領導知道后說：“這是學校的事，你這樣拿工資墊，不合適。我們一定會想辦法解決。”她說先干著，做一點是一點。

十六年、十四萬公裡，一百部《中國藏醫藥影印古籍珍本》叢書正在走向收官。已出版的80冊，成為藏醫和高校研究機構的案頭書。而最后十部，她想從家族藏書與個人收藏中揀選。

幾天前，她把自治區古籍保護中心的專家請到家裡，花了兩天時間鑒定家族劫后僅存的古籍，出具年代報告。

那些如今散落在她家辦公桌、床頭上的家族古籍，每一頁邊角蓋著的藏文“朗”字依舊清晰。它們是如何躲過那個年代，她從不曾細問。當年父親平安回家后，一部分舊物留了下來，包括這些典籍。

她喜歡把這些古籍拿出來，讓年輕人看每道裝幀工序——從木板尺寸到布料大小——她想讓后人知道，一部傳世古籍是怎麼被包出來，再傳下去的。

她也習慣性地盯在一旁，看一部影印珍本，從收集、掃描、修復、彩印、校對、排版……如何走完那37道工序。

“圖書是要人看的，而不是擺設。”她說，“先輩們把這些治病救人的方法留在古籍裡，就是想讓后人打開它、用它，最終為人類健康盡一份綿薄之力——這才是先輩們寫下它們的本意。”

為了這個目標，她帶領團隊完成近三萬五千頁古籍的數字化﹔早年她還力邀唐卡大師丹巴繞旦帶著為數不多的徒弟繪制八十多幅藏醫藥教學唐卡——這些唐卡至今仍是教學用的范本，也是珍貴文物。第一批申遺項目中，七成申報量有她曾奔走的身影。

年近七十，同事管她叫“老黃牛”，她聽完大笑。現在，她不用奔波，每天在家裡與年輕人續上一杯甜茶，翻開下一頁古籍，掃描、錄入、校對。

她喜歡這份工作，喜歡與古籍相伴的每一天。那些散落在歲月裡的紙片，如今正被她一頁頁聚攏回來，包好、編目、影印、傳世。她笑著，繼續下一道工序。（米瑪 玉珍 曉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