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為旺堆次仁在足球比賽中執裁。

接到錄取通知書的那天，教練塔杰和體育教師王先智已經等在校門口，他們笑盈盈地把五十塊錢塞進旺堆次仁的口袋，哈達搭在他肩上。平日裡嚴厲的教務處主任，在宣傳板上寫下一行字——“‘霸’旺堆考上了西藏民族學院，他成為了一名體育老師。”

旺堆次仁站在那裡，沒說話。眼淚掉了下來。

那是1996年。多年后，網上關於他的報道多了起來，點開評論，滿屏都是“阿爸”“爸旺堆”。

從“霸”到“爸”，這條路他走了二十七年。

攢下來的五毛錢

“嘀嘀嘀——嘀嘀嘀——”凌晨三點到三點半，鬧鐘響了三次，旺堆次仁才慢慢支起身，摸索著打開台燈和電視。這是他追看的第十屆世界杯。屏幕裡西班牙隊時隔16年捧起大力神杯，微信球友群炸了鍋：“結束了”“又四年了”“下次熬不動了”……

天微微亮，廚房櫃子上，馬拉多納帶領阿根廷隊奪冠的貼紙發著亮。

那是他的初代偶像。

1986年，小昭寺附近一處家屬院，幾排鐵皮房圍出一塊空地，中間擺著一台黑白電視。

熒屏上，《女奴》裡悲慘的女主伊佐拉正隔著火光哭泣，大人們看得入神，眼眶發紅。

此時，院裡大半男孩卻擠在電視前吵吵嚷嚷，大人們伸手撥開他們的腦袋：“讓開讓開。”孩子們縮一下，又擠回去。十歲的旺堆次仁拿著小板凳擠在最前面——馬拉多納的比賽馬上就要放了，要是看不成，明天就沒法和同學“交代”。

那一年，中央電視台首次完整轉播世界杯賽事。

在那之前，他理解的踢球就是踢——塑料瓶也好，紙團也罷，都一樣。

可電視上的不同：桑巴足球的華麗、阿根廷的凌厲、看台上幾萬人的吶喊，像要從屏幕裡炸出來。

“這比藏歷新年還熱鬧。”很多年后回憶起，旺堆次仁還是會這樣說。

夏天結束后，他進入了拉薩市第一小學足球隊。

每次比賽前夜，他都會把隊服疊好放在枕邊，閉著雙眼，攥著一角，小聲念叨“明天一定要是晴天。”

除了隊服，其他也就沒什麼好裝備了，求著媽媽買的膠鞋穿一個月底就爛了。護腿板更不用說，根本沒有板子，就是把竹簽子塞進襪子裡，綁在小腿上湊合用。

距離一小不遠處的光明崗瓊茶館對面，有一家幾個殘疾人合伙經營的錄像館，那是旺堆次仁每天放學都要去看一眼的地方。甜茶的香氣裹著藏面的咸香，飄滿整條街道，但他的眼睛卻隻盯著錄像館門口那塊小黑板。

要是上面畫了一個足球，又用藏文寫了一個“有”，他和伙伴就得攢著零花錢了。周五的球賽放映，一場需要五毛錢到一元錢。

到時，再用手頭的閑錢買上幾根長條泡泡糖，撕開紅白包裝塞進嘴裡，泡泡糖的甜很快就沒了，但屏幕上的球賽能咂摸好幾天。

租一天錄像帶，要五毛錢。帶子被人借多了，畫面就花了，屏幕上正要起腳的腿卡在半空，旺堆次仁急得撓頭，把錄像帶取出來用手指轉兩圈，拍一拍，再塞回去。

也是在四處找球看的日子裡，他第一次看到球王貝利的傳記——貧民窟男孩帶領巴西隊拿下大力神杯。

“當時我意識到，只要努力就能闖出一片天。我就定了，以后要干體育。”

波林卡的老鼠洞

午后，河壩林魯倉茶館人聲熙攘。旺堆次仁斜靠長椅，身形結實黝黑，寸頭兩鬢泛白，下巴留著一撮整齊短須。

茶館一樓通往二樓的轉角牆面上，挂著“魯倉茶館足球隊”歷年合影，泛黃的照片層層疊疊。他指著左下角一張：“那是二十多年前，波林卡的‘興達’杯。”

說到“波林卡”三個字，他的語氣慢了下來。

“那時的波林卡，石灰線自己畫，草坪不平整，地上還藏著深淺不一的老鼠洞，一腳踩空就崴一下。”旺堆次仁笑著說，“但那是我們拉薩足球人夢想起航的地方。”

那是拉薩第一座標准化公共運動場，天然草坪、簡易跑道、土制看台。再加上得天獨厚的園林，每到運動會，操場上孩子揮汗如雨，樹蔭下的同學坐在用舊花布、絲巾搭的“帳篷”裡喝甜茶，聽錄音機放《荷東》——那是幾代人的集體記憶。

那個時候，旺堆次仁一有空就往波林卡跑。初中時為了看球或踢球，每次都要走半小時﹔高中進了拉薩一中，距離近了，上課時聽到球場方向的歡呼聲他就坐不住，急頭白臉把卷子劃拉完，順著牆根的樹翻過去。

休息日更不必說，三十來個人擠在一個球場上踢球，踢高興了，回家挨兩句罵也是常事。

那些坑坑窪窪的草坪和堵不完的老鼠洞，埋著他的少年時代。也是在那些草坪上，他對足球的熱情從喜愛變成了一種選擇。

“我的眼裡隻有體育老師。”從小到大，他最愛上體育課。高二文理分科，文科更好的他選了理科——因為體育教育專業隻收理科生。

接到錄取通知書的那天，他狂奔到學校。看著黑板上寫下的一行字——“‘霸’旺堆考上了西藏民族學院，他成為了一名體育老師。”

旺堆次仁站在那裡，沒說話。眼淚掉了下來。

“我是幸運的，愛上足球，又有了夢想，並且實現了。”

從“霸”到“爸”

網上關於旺堆次仁的報道下，滿屏都是“阿爸”“爸旺堆”。可他說，小時候那個“爸”其實是“霸”——因為身體結實、踢球硬朗，又是隊長，被稱作“霸旺堆”。

他把這份“霸”氣從操場帶進波林卡，又帶進大學。“每一次上專業課，我都想著以后要把這些知識百分之百用到學生身上。”

1999年，他以專業綜合考評第一的成績畢業，進入拉薩北京中學。從此，“霸旺堆”變成了“爸旺堆”。

一進學校，他就負責管理課間操，沒多久便被調進德育處。新的工作崗位讓他有了更深的體悟：體育固然重要，但既然做了老師，他有比體育更重要的事。

學生早上起床，他跟著盯﹔夜裡兩三點，他去幫孩子掖被角。除了寒暑假，他幾乎住在學校裡。

調皮的、不愛上學的孩子，他盡量去“抓”。

“成績不好沒關系，人‘歪’了可不行。”他說，“要是能在學校裡拉孩子們一把，至少進入社會后會少走很多彎路。”

有一次，他在茶館碰到一個孩子，背著書包，一整天坐在那裡。他好奇，上前去問。孩子說，是因為逃課被原來的學校退學了。

“你還想不想上學？”

“想。”

就一個字，那個孩子留在了北高，不再逃課，好好念完了書，后來考上普通本科，畢業后找到了一份像樣的工作。

這樣的例子不止一個。

“我是體育老師，教一輩子也遇不到一個梅西、C羅，更遇不到一個姚明。我不需要把每個學生帶成體育健兒，但我可以好好育人。”

話是這麼說，體育上他也沒鬆勁。足球、籃球、田徑項目上，北高九次蟬聯拉薩市高中綜合性運動會冠軍，是拉薩高中體育圈中的佼佼者。

暑假期間，旺堆次仁回了趟校園，門衛給他收著一些畢業生送的禮物——風扇、發型定型噴霧、鮮花……東西都沒多貴，都是學生用自己的零花錢買的。

更讓他欣慰的是，有很多學生成了他的同事。

2005年，索朗多吉考到北高，對旺堆次仁又怕又敬。后來他考上西藏民族學院體育教育專業，畢業回到北高任教，和曾經的老師做了同事。“現在我也在思政辦，碰到問題，還會問‘爸’旺堆該怎麼辦。”

“體育”和“老師”，“霸”和“爸”，在旺堆次仁身上是具象的——是場上扯著嗓子吼出的嚴厲，也是場下悄悄塞進學生心裡的溫度。

哨聲有回響

拉薩“鳥巢”旁一塊六人制場地，比賽即將開始。

旺堆次仁換上裁判服，黃牌、紅牌、哨子，一樣樣理好。

哨響。球員拼搶，皮球在草皮上快速轉移，吶喊聲一陣接一陣。旺堆站在場中央，目光跟著球走，跑動、變向、舉旗、鳴哨，黑金色裁判服被汗浸透了一片。

中線對面，副裁判是他的學生——年輕人的臉上還帶著一絲絲青澀，但舉旗、指向角球區、退回中線，有模有樣。

終場哨響，兩人從球場兩端走向中間，碰了碰拳。

這一幕，換做二十年前，旺堆次仁想都不敢想。

2002年，他第一次被推上場當裁判——“你不是學體育的嗎，過來頂一下。”硬著頭皮上去，憑感覺吹了一場。

那時拉薩裁判少，沒人願意干，吹一場兩邊都罵，下半場就沒人吹了。

但旺堆次仁頂了這一場，覺得能干。2004年，他坐了一天一夜車到格爾木，再轉火車輾轉到廣州，參加中國足協舉辦的國家級裁判員培訓班。

回來后，很長一段時間，西藏依舊沒有新裁判。能吹正式比賽的，掰著手指頭都數得過來。

那些人老了、退了、離開了。當年的年輕人，就成了圈裡最“老”的那個。

后來他的學生也考了証。“足球會越來越受重視，裁判團隊缺人，年輕人應該來試試。”索朗多吉聽了老師的話，2014年考了証，也成了球場上吹哨的人。

再后來，拉薩師范的學生也找來了，想跟他學做裁判。他全都帶，不收錢。

吹哨這些年，他親眼看著西藏足球在變。

以前的球都在天上飛，長傳沖吊，腳下沒章法，看台上的人跟著抬頭、扭頭、再抬頭。如今球落地了，短傳配合多了，跑位有了章法，大家開始用腦子踢球。

場地也在變。2012年“小鳥巢”動工，他盯著工程看——裡面什麼樣？我什麼時候能進去？2016年拉薩首屆邀請賽，他如願站在了那片場地。人工草皮、塑膠跑道、標准看台，哨聲一響，聲音能彈回來。

比賽跟著多起來。山南“石榴籽杯”來了國際代表隊，林芝“尼洋河杯”一年比一年熱鬧，拉薩“村超”火到全國，各地市“體彩杯”從沒斷過。阿裡地區都有人找他去做裁判，“海拔四千多米，還是有人在堅持踢。”

旺堆次仁站在綠茵場邊，哨子挂在脖子上。

二十年前，他一個人吹滿全場﹔二十年后，拳頭伸出去，有人碰了碰。（米瑪 玉珍 康潔白姆 索朗群培 索朗尼瑪 卓瑪）